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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07

今日立秋

今日立秋。吃过晚饭准备去游泳,不期突然下起雨来。记得小时候外婆说,立了秋水凉了,不能游水了。因为那时游泳都在河里。这个夏天终于把游泳学会了,这是近段时间来的最大的收获。

大热天也算过去大半。有了空调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已经没有那么多关于季节的记忆。四季轮替,时间概念而已,不再敏感。

明天,那个“万众期盼”的盛会就要开幕了,本来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但却让人觉得是那么遥远,并且陌生,虽然它已深深地影响了我正常的生活。

对奥运会最美好的印象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无论比赛本身还是城市风采。那届比赛前或许国人并没有想到中国运动员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16枚金牌确实让国人的民族情感在瞬间爆棚,也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健康向上形象。而当时,中国正努力从之前在国际上相当糟糕的形象中走出来。于是不经意间,一些人似乎找到了改变国家形象的灵丹妙药。于是以后的历届比赛,运动员身上背负了越来越重的使命。直到即将到来的88,不仅运动员,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包括在北京的外来打工者、鸟巢边的普通居民、小旅馆业主、居委会大妈,也包括千里之外的我们。

明天,开幕式即将成功上演,你将从CCTV里看到一张张兴奋的笑脸,一队队狂欢的人群,他们激动地握着拳头、拍着胸脯,对着镜头语无伦次地说着“中国”!“加油”!“噢。耶”!

明天,我还要继续上班。

January 05

起名字

昨天给小宝宝去上户口,大名顾天译。就这么定了吧,不想再去为名字的事情伤神了。

老外好像起名字比较随意,崇拜一个明星,就让孩子叫人家的名字,纪念一个名人,也可以让孩子叫人家的名字,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起名字是件大事,仿佛小孩子一生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寄寓在这个名字里了,当然怠慢不得。

从老婆怀孕不久起,有事没事就会聊到名字的事情,不过那时总觉得为时尚早,有的是时间慢慢想,最好的状态是哪天走在路上一头撞到电线杆或者坐在马桶上正要起身的刹那,突然之间灵感一现,就是它了。遗憾的是这样的场景一直没有出现,宝宝出生前几天,老婆再次提及名字的问题,我以只有等看到真人才能有感性认识为由开脱了先前几个月的漫不经心。

很快,宝宝来了,这下起名字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也假装是个稍微读点书的人,起个名字最起码不能太俗吧,于是找来《论语》,准备从里面找点线索,这样说起来也算名有出处,还是用典了。花了三天时间把《论语》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挑了两个觉得尚可,一是“博学以文”的博文,一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弘毅,就在琢磨这两个哪个更好时,突然大叫不好,这“博文、弘毅”不是日本两首相“伊藤博文、广田弘毅”吗,论语20篇492章,我怎么就单单挑了这两个字出来,万万使不得。

于是再翻诗经、楚辞、唐诗,还是大海捞针茫然无措,关键是什么美好的意愿都想加诸其上,中国字再怎么微言大义,区区两个字怎么可能表达出来了,只得放弃这个按图索骥的招数。

理不出头绪我转而开始研究起名的五行数理,希望能得到一点启发,然而厚厚一本书啃下来,更是一头雾水,这里面学问太大,既然用到五行数理,肯定要严格遵照它的规则来行事,弄错一点都怕不好,而我这仅有的一点皮毛知识哪里够用。

宝宝的预产期是11月23日,在大家久久的期盼中,他终于在12月1日降生,而29年前的12月1日,他的妈妈来到这个世界,相隔整整29年。妈妈对宝宝说,真是天意啊。

那么,宝宝就叫天意吧,为了避免太直白,就选一个谐音字,挑来挑去,挑中了译,一是古汉语里的“译”通“择”,所以也是天意的意思,另一个原因,在瓷都算命上,“顾天译”打了个97的高分,哈哈。

感恩生活享受生活

2008年的第一天,如期而至。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绝对、最不会有悬念的事情。

这一天和平常的每一天还是有些不同的,天很冷,虽然不是天寒地冻,但在暖冬盛行的日子中绝对算得上低温。早上出门路上奇空,畅通得倒显得有些萧瑟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

不想再感叹时间的易逝,老调重弹,它反而越发的快了。有人狂欢着迎接新年的到来,有人悲叹着去日苦多太匆匆,在这个节点上,迎来送往都没有多少意义,无非是找个由头自寻些欢乐或烦恼。除了坦然接受,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

一年过去了总是要做点总结,但是发现去年此刻的所思所感,竟完全可以拿过来通用。一直以为把总结开头的年份改个数字就万事大吉的事情只是用来应付领导的,没想到面对自己,竟也这么容易应付过去了。

其实这一年还是有不少事情发生,曾经很遥远的事情也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大概,此生不会有什么是遥远的了。儿子的降生算是一件大事吧,幸福或激动,但当我实实在在把他抱在手里的时候,心却一如继往地那么平静。

也许,平静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有些想法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和经历过后才会理解,我现在就很理解这个道理,人的生活态度真的是会改变的。曾经,我以为我肯定无法接受按部就班的生活,但现在,我却享受着生活的宁静美好,虽然只是按部就班,无甚新意,但是不会有失眠的折磨,不会在极静极静的夜里,感到卑微而荒凉;也不会任水银白的月光流泻到心底,再慢慢翻转,九曲回肠……

愁绪最能激起人的感发,所以在新年到来时候,很多人在岁末年初的回顾和展望中喋喋不休地表达着在就业、爱情、婚姻等矛盾中的挣扎,深刻而感人。而平淡往往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于是除了要感恩,就好好享受吧。

一位网友说,“人生的曲线各有不同,我不觉得我的平静代表着低潮,我只愿自己从容宁静的穿行在一段段的岁月时光中,屏心静气,或许后面才是华彩乐章。”

August 11

相信科学 切勿迷信

据《京华时报》
针对有媒体报道7月30日天空飘雪一事,昨天,中国气象局和北京市气象台均表示,气象部门没有监测到这种情况,而且当日北京的大气温度较高,不具备飘雪的自然条件,这种说法不可靠。

7月31日有媒体报道称,7月30日下午6点10分,片片雪花突然飘落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整个飘雪过程持续了5分钟左右,雪片约有5分硬币大小,刚刚落地便融化了。

对此,北京市气象台台长郭虎表示,7月30日,市气象台没有监测到报道所描述的飘雪过程,“北京在三伏天里是根本不可能下雪的,这有悖常理。”历史上,北京在夏季也从未飘过雪,北京下雪的最早时间是10月份。

为慎重起见,昨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组织有关专家对此事进行了会商。市气象台专家张明英介绍,夏天冷暖气流对流剧烈,当气流突然将含有冰晶或雪花的低空积雨云拉向地面时,在零度以下的低温条件下,可能会小范围出现短时飘雪。但当天北京的大气零度层在3200米高空(即3200米高空以上的大气温度为零度),北京近地面的大气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这么高的温度容不得雪花缓缓落地。

张明英还指出,夏季飘雪一定会伴有大风和气温骤降。气温在短时间内降至零摄氏度,前后的冷热反差会让人体感觉十分明显。但是,该报道对大风和降温都没有描述,“只是单一地说,有一位市民在家里看见下雪了”。

气象专家们表示,从报道描述的情况来看,这既不是雪,也不是冰雹,而人工增雨不管是用高炮、火箭还是飞机作业,都不会出现泡沫状的物体。他们分析认为,30日当天北京的降雨十分猛烈,当较大的雨滴在快速下降时遇到空气阻力发生破碎,不排除有人将破碎的雨滴误认为雪花。

昨天,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预测减灾司司长宋连春表示,中国气象局在当天也没有监测到飘雪的情况,更没有接到相关报告。宋连春表示赞同北京市气象台的观点,他同样认为北京在三伏天里不可能下雪。 
 
据小道消息
       针对有媒体报道农历六月十八xx国出现了持续5分钟左右降雪一事,xx国政府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到目前我国气象台还没有监测到报道所描述的飘雪过程,事后,经过我们调查,当日我国的大气温度较高,不具备飘雪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也未发现此次降雪有任何审批手续,我们初步确认,这是一次非法降雪.
  
   发言人表示:在我国夏季降雪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夏季飘雪一定要伴有大风和气温骤降,气温必须要在短时间内降至零摄氏度,前后冷热反差要让人体感觉十分明显。经我们调查,这次降雪,以上要求都不符合。
  
   发言人表示:在我国,天气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三伏天里下雪,是有悖常理的,也不符合我国国情。大众所知,我国民众素质不高,这种有悖常理的乱降雪现像,容易引起恐慌,更容易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这种降雪我们是不会轻易批准。
  
   对于各地出现的异常天气情况,未当地政府经批准,媒体严禁私自发布,民众也不要听信谣传,更不要以讹传讹。一切请以各地的气象局和政府发布的信息为准。对于私自发布气象信息和制造假的气象信息的新闻媒体,要严厉打击。
  
   最后发言人表示:经我们了解, 此次非法降雪与任何所谓的冤案无关,请我国民众切勿迷信,相信科学。
July 21

同事的儿子

前几天参加一个饭局,席间一同事讲起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一件事。小伙子在读高三,准备高中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以前他比较痛恨美国,原因就是所谓的霸权主义,处在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叛逆性比较强,平时父母对他们宠爱有加还常常激起他们的逆反,更不用说“霸道”的老美在他们心里是怎样的形象了。当年萨达姆被抓,据说小伙子郁闷了一个月。父母曾问他想不想出国留学,小伙子态度很明确,宁愿去加拿大也不去美国。去年暑假,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夏令营,到美国进行了一个月的交流访问。回来后父母发现孩子有了变化,说话没以前那么激烈了,心态也平和了很多,父母问他,中国和美国比差距有多大,他说恐怕100年也很难赶上。

很显然,这一个月的时间给了小伙子太多的感触和思考,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是他亲身感受的,在面对面的过程中,一切由僵硬的灌输和媒体的渲染编织起来的脆弱的幻想是很容易破碎的。

同事说他儿子给他们讲了个故事,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他看到很多奔驰、宝马都在最慢的车道上行驶,而他们乘坐的大巴却一路开在快车道上,老师跟他们解释说,那是因为那些奔驰、宝马里只坐了一个人,按照规定,应该给乘客更多的大巴让路。让小伙子觉得意外的并不是因为这样的规定,而是他一路看过来,竟然每一辆车都认真地遵守着这个规定,哪怕它是再好的名车、跑车。

尽管只是个小小的细节,而这样的细节应该比比皆是,但就是一次亲眼所见对孩子们心理的触动,我想足以抵消那些多年来一遍一遍灌输着的毫无根基的理论。也许不是每次触动都让他们得出相同的结论,但只要是引起了他们的考虑、反思,哪怕是反对的意见,都是一件好事,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他们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去思考,而结果已经不是太重要了。 

July 15

他们的战争,我们的世界

    《变形金刚》上映了,制片方说是奔着2亿元的票房去的,而对我们这些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来说,被勾起最多的是一种怀旧的情绪,就像电影海报所写的:Their war,our world。是的,变形金刚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即便不是全部的世界,至少也占据了那个世界的大半空间,变形金刚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细节就像一个触发那段岁月之门的机关,时光流逝,很多童年的印记渐渐淡没在岁月的遮掩中,因为变形金刚,这一切又变得清晰起来。
    前天东方卫视有一条新闻,采访了一些当年给变形金刚配音的人,只是给擎天柱和威震天配音的两个配音演员都已去世了,想想这个片子距离现在已经有20年了。当时我们还只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个时候的动画片屈指可数,除了《大闹天宫》、永远只有上集的《西岳奇童》等少数国产片,让人伸长了脖子巴巴盼望的就只有《米老鼠和唐老鸦》了,一个星期还只播一集。后来《变形金刚》出来了,前前后后大概播了有上百集,真是让人狠狠地过了一把瘾。后来,上初中了,还有一部片子也让人痴迷不已的就是《圣斗士星矢》,再后来,各类动画片逐渐多了,而狂热喜欢的劲头却也慢慢低落了。
    现在才知道,当年《变形金刚》动画片是为了推销变形金刚的玩具才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先有了玩具才有动画片的,所以几乎就在动画片播出的同时,玩具就上市了,这些在如今看来很平常的营销手段在当年是很新奇的,在之前看所有的动画片都未曾经历的,所以可想而知那些新奇的变形金刚玩具对人的诱惑力。
    我不知道当年这些玩具是孩之宝公司授权经营的还是根本就是国内盗版的,总之这些玩具的价格相当昂贵,以致于我们大部分人经常只能在商店的玩具柜台前看看解解谗,而哪个小朋友一旦有幸拥有其中的一个,在其他人眼里他的地位就一下子高高在上了。有一年春节,姑姑跟我说,今年压岁钱就不给了,给你买个变形金刚吧。我喜出望外,来到商店里挑来挑去,最终挑了一个大力神组合中的吊车,我还清楚地记得价格,24元,这在当年真的是很贵了,而一个擎天柱,可能要八、九十元。吊车拿回家,更多的是享受一种拥有的满足感,而很少放在手中把玩,因为我觉得一直变来变去里面的螺丝会松掉,足可见我当时的爱惜程度。
    当年几乎和变形金刚玩具一样流行的还有一种印有变形金刚图案的纸牌(不知道该怎样命名,暂且先这么叫吧)。它是一张大纸,上面印有若干张小的图案,剪下来每一张有四分之一的扑克牌大小,厚度差不多。玩法很简单,把这些小的纸牌甩在地上,正面朝上,然后轮流用手在地上拍,手不能碰到纸牌,谁能拍得纸牌翻过来就是背面朝上就归谁。这其实是一项传统的游戏项目,之前我们还拍过三国演义的人物,还拍过香烟壳子,而变形金刚图案的及时出现说明印刷这种纸牌的人有着的相当敏锐的商业嗅觉,亦或是变形金刚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真正做到了本土化。
    现在想来小时候的活动大多和地有关,比如打弹子,比如院子里有个沙堆就能聚一帮人在那里玩半天,而现在的孩子们却是离地越来越远了,这是他们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May 11

一段往事

      前天看到新闻,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在位于塞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原中国大使馆废墟前,悼念8年前在北约轰炸中牺牲的3名新闻工作者。
      一晃8年过去了,炸馆风波已经平息久矣,但却让我想起了8年前的一些事情,关于一期没能出刊的报纸,以及它所见证的四个激情燃烧的日夜。
      先交代一下背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们96级新闻班创办了一份报纸,《大学新闻》,一份不论在当时还是在日后都为我们迎来了无数惊讶的赞叹声和总是不断令人刮目的校园报纸,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我依然觉得,它是当时所有校园刊物中最具有专业水准,最接近于市场化竞争中的报纸形态的。能有这样的成绩,我并不认为应该归功于我们所学的专业,事实上我们当时获得的专业训练非常有限而且落后,我一直觉得我们能不断提高的秘诀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崇高而完美的新闻理想,以及一股支撑自己向着理想奔跑的不可阻挡的激情。对我们而言,技术都不是问题,如果能画出一个饼,那么,我们就真能把它变成能吃的饼。
      当1999年那个初夏到来的时候,我们对存于心中的那份对新闻理想的追求,正随着《大学新闻》的日渐成熟而日渐狂热,而历史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再适当不过的机遇。
      5月8日晚,中国大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晚些时候,各地高校都有学生陆续上街游行。晚上10点多,当分散在各处的编委气喘吁吁地到齐时,我们一致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面对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
      编委会很快定下了基调,我们要做的特刊不是宣泄那些未经过滤的愤怒,也不是鼓吹那些正到处涌动着的民族情绪,我们只想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尽一切可能地记录下中国的大学生所做的和所思考的。
      为了能让我们的记录能更加客观也更全面些,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不能仅局限在自己的学校。恰好5月8日是星期六,第二天还是个休息天,于是,当晚将近12点的时候,我们第一批记者出发了,搭夜火车直奔南京。5月9日下午,第二批记者出发前往上海。除此之外,编委会的其他同学通过各自的关系,把触角伸到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高校,临时物色了不少特约记者,通过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5月9日凌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特约记者就给我们发来了第一手资料。
      坦率地说,当时我们一边紧张地操作着手上的事情,一边也有些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有着怎样的政治风险。对于事件的走势,我们谁也没有把握。在印象中,89年之后,大学生上街的事情好像还没发生过,尽管此次的起因和方向完全不一样,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是太敏感了,况且,谁能保证风向不会随时改变。
      事情的发展部分验证了我们的一些判断,5月9日下午,当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就此事发表重要电视讲话,在对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予以肯定后指出,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这就意味着,之后的各种抗议活动将会被控制。
      当晚,编委会经过商量,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为了避免串联之嫌,马上撤回我们在外地的记者,确保政治安全。二是在此次袭击事件中牺牲的3人都是新闻记者,算得上是我们的同行,我们在特刊中应该有对他们缅怀和致敬的内容。因为3人中的许杏虎是丹阳人,丹阳离苏州较近,决定第二天派记者赴许的老家进行祭拜。
      5月10日一大早,3名记者在取得学院领导的同意后赶赴丹阳。许杏虎的家在丹阳的农村,他们下了火车找人问讯,当得知是去许杏虎家的时候,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表示愿意免费送到目的地。他们带着花圈和慰问信来到许杏虎家,在灵堂前拿出一副长达10米的横幅,上面是苏大3000名学生的签名,前来接待的村支书说,你们是全国第一批赶来的大学生啊。即便是和专业媒体相比,我们的记者也只比最早到达的上海一家报纸晚到了半天。那天,他们还走进了许杏虎上大学前住的阁楼,翻看了他生前的照片和摘记,采访了他的家人以及亲朋邻里。
      奔波了一天后,3名记者回到学校,为了让他们连夜写稿,帮他们腾了一个宿舍出来。我们其他人也没有丝毫睡意,依然处于极度的亢奋中。一个通宵后,四个版面的特刊基本完成组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送院领导审稿。
      特刊的版面是这样构成的,前两版是一个通版,借用了《南方周末》曾经的一篇评论的题目: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泪流满面,全景式地描写了全国8个城市从5月8日到10日三天时间里的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后两版一版是许杏虎老家的采访报道《风中飘零的“喜”字》,一版是题为《以历史的名义》的评论和一些图片。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一边等待审稿,一边着手开始排版。当时的排版系统还比较落后,四个版面折腾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才出了初稿的清样,而院领导那边也迟迟没有回音。
      5月11日的晚上,我们度过了第四个不眠之夜。5月12日,大家又都早早地来到排版房,准备对版样进行最后的修改,同时不时派人到院里打探消息。临近中午,消息终于传来:不予出刊。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但大家一下子都能想象到其中的原因,院领导看来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权衡,毕竟,为了这样一张“自娱自乐”的报纸冒风险是不值得的。
      也许真的就是“自娱自乐”,当离开排版房的时候,我们竟然没觉得有太多的失望,仿佛这4天的努力真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想象,我们每人留了份未能出刊的清样,自己看看也就足够了。
May 03

晗晖阁6号

      常熟的老房子要拆了,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很快就将走进历史的烟雨中。
      老房子位于虞山脚下,晗晖阁6号。这是一幢两层三开间的木结构楼房,据说当年根据风水先生的意见,特意把朝向改成了朝北的,我就在其中一个几乎很难照到阳光的房间里,度过了从6岁到14岁的8年时光,现在想来,这样的设计真是一个天大的失误。
      小楼的北面和东面各有一块院子,尤其是东面的小院,面积有近200平方,种了腊梅、橘子、桃、枇杷等不少树,小时候在这里爬树、抓蟋蟀、挖蚯蚓,成了我童年时的乐园,不知是不是相对论的缘故,因了人小就觉得小院子是那么大,走进去就像森林那么幽深,大概每个小孩子都有一个关于秘密花园的幻想。
      晗晖阁6号是在外曾祖父的手里造起来的,那一年,奶奶16岁,而今年,奶奶已经91岁。75年的风雨,历经了繁盛和衰败的起起落落,如今的老房子看起来已经相当破落凋敝。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曾经住着近三十号人,后来一家一家先后都搬走了,现在只剩奶奶和保姆两人,还有两户同样上了年纪的租住户。
      奶奶的家庭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殷实的小康之家,外曾祖父为了能让奶奶接受良好的教育,便她送到上海读中学,中学读完,时局渐紧,抗战爆发在即,奶奶就回到常熟,当上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1937年凇沪会战爆发后,常熟因为紧邻上海而经常遭到敌机的骚扰,有一天一架日机投下的炸弹就在我们老房子30米开外的地方爆炸,老房子虽然得以幸免,但在巨大冲击力震荡下,一个木头柱子被震歪,房子的一角出现明显的倾斜,而就是这一座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危房,居然又在岁月的更迭中走过了这么多年。
      外曾祖父过世后,房子就留给了奶奶和比她小10岁的弟弟,加上时局的变迁,家境日渐衰落。
      公私合营后,除了奶奶和她弟弟两家人自己居住的三间房外,其余的都被房管所收归国有随后出租出去,之后的时间了,不断的有房客搬进来,就连搭建在院子里的临时建筑里也搬了人进来住,晗晖阁6号开始了“七十二家房客”的时代。
      奶奶说,这几天她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这里的一砖一瓦,毕竟都是75年的感情了。的确,75年前,奶奶看着老房子诞生,在这里度过了大半辈子后,还将目睹它的消失。这对于一个老人而言,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April 15

业主大会

常熟的亲戚三年前在十全街买了套酒店公寓以作投资,最近因为管理该酒店的公司有一些违约行为损害到了业主利益,业主决定在昨天晚上开个会,讨论应对之策,亲戚没时间赶过来,就委托我帮他去听听情况。
    在听完召集人的情况介绍后,我大致明白了是怎样一回事。该物业是上海一家房产公司开发的,产权分割出售后由和该房产公司属同一集团公司的一家酒店管理公司整体经营,当时业主和开发商在签定购买合同的同时,就和这家酒店管理公司签定了一个包租合同,规定包租时间为8年,酒店每年向业主支付房价总额7%的租金。
    前几天,问题出现了。按照合同,3月31日这家公司要向业主支付上一年的租金,但公司以经营不善,现金不足为由,要求业主或者同意和他们终止合同,或者答应把每年的租金回报降低到5%,得到这样的消息,业主普遍认为自己利益受到损害,大部分业主无法认可这种做法。于是在几个热心的业主代表的牵头下,召开了这个业主大会,共同商讨如果应对代理公司的违约行为。
    该物业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位业主,昨天大概到了将近一半人,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先到签到处确认身份,用组织者的话说防止代理公司的“托”混入现场混淆视听。几个组织者先介绍了之前几天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事情的进展情况,然后各个业主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组织者的意图是充分听取并汇总大家的意见后,成立一个推选成立一个“自救小组”,由“自救小组”代表广大业主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开始进行发言的几个业主可能对事情了解的比较详细,对代理公司此举的目的还进行了一些分析。一个上海来的业主说,她得知情况后就立即赶来苏州和对方交涉,在这个酒店住了三个晚上,根据她这几天的观察以及对一些服务人员的调查,发现酒店的经营状况并不像代理公司说的那么差,相反生意相当好,而且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个苏州的业主认为,代理公司希望一部分业主能主动终止合同,如果真这样做的话,不管以后这些房间是自住还是自己进行出租,肯定会影响到整个酒店的经营,最终导致该物业的贬值,所以千万不能为代理公司一时的诱导所迷惑,破坏酒店的整体经营。
    期间组织者还介绍了他们咨询律师的一些意见,如果进行诉讼,官司肯定能赢,因为代理公司违约在先,但赢了官司并不代表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因为合同没有具体规定违约责任,一年的租金也不一定拿得回,而且还要考虑长远的发展,所以目前最好的方式是所有业主以一个整体去和代理公司谈判。
    一个苏大老师的发言激情澎湃,大家一定要求同存异,团结一致,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利益。
    后来我有事提前离场,之后大会怎么推选成立“自救小组”,怎么讨论形成统一的利益诉求去和代理公司谈判,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任务已经完成。
    尽管虎头蛇尾,但还是感受到一些的东西。
    民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大家对个人的权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越来越看重,为了维权,也越来越能挺身而出,这些现象如今已经比较普遍。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个“权”如何去维。
    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在法定的程序面前,个人应对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不会因为仅仅是一个人而势单力薄,同样侵权者也不会因为受侵害的人没有联合起来而拥有更多的胜算,同属受害者,个人和团体拥有平的地位,同样的力量。
    但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不完备的法制以及明目张胆地有法不依,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是掀不起多大的风浪的,所以为什么《信访条例》规定上访人数不得超过5人。只有当受侵害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时候,才会让侵权者有所重视,而这样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发现的侵害的严重性,而是担心会不会闹出事情来。
    当维权的民众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如何组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相同的利益背景中,每个人还是会有自己的小算盘,统一的意志比较难形成。而“枪打出头鸟”、“吃力不讨好”的现实教训也足以让大部分的人保持观望的态度,结果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形很容易发生。
    但在昨天的业主大会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场面。大会议程有条不紊,前期工作也做得相当细致,大家在充分的意见表达后,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共识,而那些不管是先前的牵头人还是后来被推举出来的自救小组成员,他们尽管根本上也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事实上确实做了更多的贡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意代表。而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则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他们的努力。
    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也几乎没有过民主实践的社会里,一个民间的自发行动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应该值得称赞。一叶而知秋,尽管单独来看,其意义非常有限,但我相信此类事件并不孤立地发生,不管是重庆最牛钉子户,还是被辞警察吴幼明,这些个案最终都不是以最坏的结果了结,有的甚至还是比较好的结果,至少说明,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迟早会迈出这一步,而每一个个案,都是很好的训练。
March 18

鬼子在哪里

      最近有个叫喻权域的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案,针对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以前没有听说过喻权域的名字,于是上谷歌搜了一下,简历如下:
      喻权域,男,中共党员,1935年出生,汉族,四川荣昌县人。1950年3月高中肄业后参加革命,1952年秋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79年12月调新华总社创办《半月谈》杂志,任该刊主编。1982年9月任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1988年5月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1989年9月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1992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喻权域同志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撰写了大量的通讯、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并多次获奖,其中专著《中国人权问题纵横谈》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本来一直以为,那些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过都是网上一些不谙世事的小年轻所为,怎么从一个历经风雨的七十多岁的老头最里也说得出这样的话,不过回头一想,写得出中国人权问题专著,还能获五个一奖的,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足为奇,人家本来就是干这个吃的。
      听说来采访两会的外国记者有上千人,通过他们笔和镜头,全世界估计都要笑掉大牙了。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因言获罪的国家了,而且,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也一直不懈地在试图粉饰这方面丑闻,正是因此,中国的国际形象几乎是一天好过一天。但现在,喻权域却在“两会”这种举世瞩目的庄严场合,公然提出要恢复因言获罪的提案,如果不是昏头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以言治罪是中世纪专制国家和现代极权政府的行为,现代民主国家都不愿掉进这个污水坑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处理言论案件奉行的准则是:就对公共事务发表的文章和谈话,除了具有“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性质的煽动言论,都不予追究。
      喻权域觉得,对历史的不同解读,在少数人中间研究它,是可以有自由的,但如果拿到报纸上登,就会毒害青少年,就要治罪。
      按照喻权域的观点,就是所有的青少年都要当愚民,他们只能接受一种思想,必须在划定的一个框框里思考问题,由愚民而顺民,大概这也正是喻权域所代表的那些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人类就懂得了分辨善和恶,近善而远恶就成了人类的本能,所以永远不用低估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即便是青少年,况且他们周围还有家长、朋友和整个社会的指引。而相反,如果一直生活在专制的笼罩中,倒是有可能失去了明辩是非的本能,很多在正常社会里生活的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却是那么天经地义,革命的红卫兵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
      再说一下汉奸。如果《惩治汉奸言论法》要成为一部法律,那名称至少要用严谨一些的法律用语吧,“汉奸”一词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时代特征,显然不是法律能采用的用词。这种说法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股毫无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四处流窜。只要有人说到美国、日本好的一面,立即会遭到痛骂,被戴上“汉奸”的帽子,哪怕在骂老美和小日本时表现得不那么义愤填膺,就是不够爱国,也会因此招致不满。当年拆铁路、拔电杆、毁坏火轮船的义和团又回来了。
      面对此情形,政府的矛盾心情也显而易见,既不能压制,也不能鼓励,有时还要利用一下,这个分寸的拿捏确实比较微妙。当年老太后谕旨一道接着一道,一会儿剿,一会儿抚,一会儿索性模棱两可让你自己去揣摩,搞得那些帝国大员们无所适从。所以,所谓的提案说不定也不仅是喻某人的无聊之举,背后或许还隐藏着什么背景就不得而知了。
March 15

我的名字叫花瓶

     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两会”——还在进行中,代表委员们为了祖国又好又快发展,早日建成和谐社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千奇百怪的提案议案层出不穷。不得不佩服,能跻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列的,眼光就是不一般。特转一帖:

两会十大废话议案排行榜
来源:黑马乐园
第10名:政协委员建议推行公务用餐费用公示制和实名制
点评:此建议没有被点评的价值 。
第9名:李前宽:把电影送到山区孩子眼前
点评:给山区孩子一间温暖的教室和一名胜任的老师更重要。他们需要的是雪中炭而非锦上花。
第8名:驻洛阳人大代表:盼牡丹尽快成为国花
点评:不如申请洛阳成为首都更好。好好想想洛阳为什么这两年旅游滑坡了吧,守着那么好的旅游资源,胡乱开发。
第7名:陈守义委员:各地城管制服应该统一
点评:城管是该好好地讨论讨论了,不过绝对不是他们的制服,而是他们的作风。
第6名:政协委员建议银行对钞票和硬币实行定期消毒
点评:消毒?不知道哪天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会不会被告知要交纳“人民币消毒费”?
第5名:“全球变暖”说法有利益集团在炒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霍裕平委员直言政府不应为此降低能耗
点评:不是我无知,就是此君疯了。
第4名: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说:大学生就业应尽量避免“有业不就”
点评:一看到这条议案,老莫急忙找其主人是何方神圣,原来是大学的校长大人,难怪难怪,学生不能就业,不是他们校长的问题,是你们自己不想就业。
第3名:黄宏委员:奥运开幕式应该为农民工兄弟留坐席
点评:虽然我很感激老黄对农民工兄弟的可怜,但老莫以为这条议案应该这样写:“应该让农民工兄弟的工资买得起奥运会开幕式的坐席” 。
第2名:政协委员邓亚萍:现在要采取措施提高社会的整体素质,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奥运宣传员、中国的形象大使。只有激发百姓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才能把最好的中国展现在世界大舞台上。
点评:对不起,邓大姐,我们的素质低得不配拥有自主选举权,所以我们也不配担当起形象大使的责任。
第1名: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取消“农民工”统一称“工人”的建议。他称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由于目前公务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对学历等方面有硬性规定,使得这2亿多人注定难有上升空间。即使一些有才气的农民工作家、诗人想进入广东省作协,也因为户口原因,被排斥在外。
March 11

健康快乐每一天

      外公过世快一年了,按照风俗,今天才刚刚落葬。关上墓穴的那扇小门的时候,一个亲戚叹道:现在就真正结束了。他是从整个丧葬仪礼的过程来说的,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只有真正埋入黄土,才算有了归宿。尽管现在土地资源紧张,很多公墓的墓穴也都不放在地下了,只有玻璃门后那小小的一方,但终究还是具有一样的象征意义的。
      从整个生命的过程来看,这里也是真正的终点。生死轮回,对个体而言,终点是唯一也是永恒的。
      从小到大,也经历过好几次亲人的离去,年纪越长,好像体会越复杂,而到这一刻,突然间觉得我的想法一下子变得很单纯:祝愿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February 26

我的“百草园”

      常熟的名人墓甚多,据说仅一座虞山上就有24座名人墓葬,当然这些名人可能真正埋骨于此的并不太多,有几座仅仅是个衣冠冢,至于还有一些到底是属于何种性质的墓穴我也没多大兴趣了解,但不管怎样,这些所谓名人和常熟总是颇有渊源的。
      在这些名人中,名气最大而又地地道道是常熟人的有两个,远一点的是言子,近一点的是翁同龢。翁同龢熟悉的人多一些,两朝帝师维新重臣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留有一席之地,至今常熟城内还完好保存着翁氏的旧居,常熟人称之为翁家花园,翁府的巷口树着诺大的一块牌坊:状元坊。
      言子的名字可能知道的人就要少一点,言子本名言偃,就是《论语》里的子游是也。他是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唯一的南方人,是孔子礼乐在南方夷蛮之地最虔诚的传播者。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言子的名字,之所以很早就知道不是因为早慧,只是我家恰巧就住在言子墓对面的弄堂里,仅仅一街之隔。
      最早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言子墓”三个字就是言子的墓地的意思,只是当作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我只知道我家住的地方就在言子墓。小时候,那里就是我们的乐园。
      言子墓位于虞山东麓,规模不小,从山脚那块写着“言子墓道”的牌坊算起,到墓穴所在的位置,需拾阶而上百十级台阶,经过三座牌坊一个石亭,坟圈前有一小块相对开阔的空地上,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大半个常熟城。
      这块空地曾是我们放风筝的好地方。小时候放风筝总是要到山上去放,以至于在我的意识中,风筝就是要在山上放的,高的地方才会有风,所以后来看到人家在广场上、在大街上放风筝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关于放风筝,常熟有句俗语叫“清明断鹞”,“鹞”就是风筝,就是说过了清明节由于风向变了就不能再放风筝了,放上去也要掉下来的,我曾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每次在清明节到来之前的几天里,我抓紧一切时间,每天都缠着父亲带我去放。
      那时的风筝都是用竹蔑做骨架,然后糊上纸,纸薄得不能再薄,稍微有一点点的碰擦,立马一个大窟窿,所以放风筝最怕的事情就是掉在树杈上,一旦沾上,基本就是千疮百孔。而山上的树又特别多,不幸总是时时发生,到最后,大部分时间里放风筝变成了捡风筝。
      那时在“言子墓道”牌坊前的小广场上,专门有几个卖风筝的小摊,现做现卖,师傅们都是手工精致的能手,各种样式都有,最多的就是“蝴蝶鹞”,惟妙惟肖。曾经也买了材料在家里自己做过一个,最简单的样式,四方的菱形,后来拿去放的时候发现一边重一边轻,老是往一个方向倒,父亲想出了个办法,在轻的一边系上块手帕,竟然就这么飞了上去,那叫一个兴奋啊。
      与放风筝一样,众多童年时美好的记忆,就像每年不断长出新绿的草木,深深地扎根在言子墓周围那片小小的山坡上。
      从第一座牌坊往上,与写有乾隆御书“道启东南”的第二块牌坊之间,是一个小池塘,池上跨着一座石拱桥,池塘不大,桥就更显得小巧。今年过年回家,路过言子墓,发现池塘已经干涸,里面除了青苔之外就是路人随后丢下的垃圾,实在有些惨不忍睹。
      二十年前,这里是满满的一池绿水,我们从池里抓蝌蚪,然后放在塑料袋里带到学校,结果被同学举报在老师的责令下,又沮丧地放回到池里。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整个池塘都结了冰,我们终于能够钻到桥洞底下去了。
      第二座牌坊再往上,是一座石亭,石亭右侧有一家茶室,其实就是就着地势顶上搭了个凉棚,地上放了几把桌椅,名字倒是挺雅致,叫“墨香”。这里就是我们每天放学后的“根据地”。
      我就读的小学就在言子墓往西南,沿着山脚的小路向前三、四百米远的地方,每天上学放学,我总是要沿着山脚的那条小路来回,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不会浪费,总是要拐到山上去白相白相的。
      放学后我们一般先来到“墨香”,这里早上和中午热闹非凡,但此时已经关门打烊,我们在空着的桌上摊开作业本,以最快的速度将作业做完,一来解除后顾之忧,二来也方便对对答案确保正确率。
      接下来的活动一般有两种,斯文一点的就是捉捉昆虫采采野果,不过捉昆虫需要太多的耐心,采野果方便些,记得有一种叫蛇果果的野果特别好吃,不过数量很少,没次都要找上半天才能采到几颗,而且只有樱桃一般大小。
野蛮一点的活动就是捉对厮杀,武器要么是松树上掉下的松果,要么是一种叫“劈啪子”的小果子,装在自制的竹筒里,能打很远。最豁边的一次我们用上了石子,结果一个同学的眼角开了花,以后就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上初中以后,我们家搬离了言子墓对面的那条弄堂,我也远离了山上的那片乐园。以后每次经过,总是带着一丝怀旧的心绪,不知是否心境使然,总觉得记忆中的“百草园”日益呈现着不可避免的衰败,影娥池早已干涸,“道启东南”牌坊边的围墙上,班驳的黄色漆粉掉了大半,“墨香”变成了一片空地,空余一个卖茶叶蛋的小摊。唯一没什么变化的倒是那个高高隆起坟圈,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墓草久宿,寂寂无语。
February 11

又到过年时

      晚上回常熟吃晚饭,因为今天是“廿四夜”。
      “廿四夜”就是腊月二十四,在常熟的风俗中,“廿四夜”要吃馄饨和团子,和元宵差不多,而在传统的过年习俗中,这一前一后的两个日子恰好是整个过年的起始和告终。
      也有地方把腊月二十四叫做小年的,不管是什么叫法,在中国人过去的传统生活中,从这一天起,就算开始过年了。
      对中国人而言,过年是一个隆重的仪式,是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种近似宗教的仪式感一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共产党政府移风易俗的倡导下才慢慢淡化。
      解放后,由于物质生活的贫乏,春节的重心逐渐演变为对改善伙食的追求。记得从我能记事那会儿起,对过年最深的印象就是大人们在厨房里外忙碌的身影。
      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经济条件已经有所好转,但计划供应模式还是限制着人们的消费,食品都不是敞开供应,稍微紧张一点的都需要凭票。到了春节,街道会专门发放一种叫春节物资券的东西,包括鱼、肉、蛋、豆制品、花生等比较紧张甚至平时就没有供应的物品,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定人定量。
      而即便发了券,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到,必须排队排在前面,才能保证在当天供应的东西卖完之前买到自己的那份定量。因为不同品种的物品供应时间不同,所以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一大早就到菜场去打听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开始供应,然后在规定时间之前早早地提了个篮子在那里排队,买到的人嘴里嘟嘟囔囔:每人一条鱼,为什么轮到我这么小。而没买到的人说,知足吧,我明天还得更早来排队。
      到了临近春节的那几天,大人们就忙活开了。白天要上班,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下了班才开始动手。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厨房是几户人家合用的,一起合用的还有一口井。于是,井台上,炉灶边,杀鱼的、腌肉的、炒花生的、摊蛋饺的,到处是油腻腻的手和乐呵呵的脸。
      那时的春节就围着一个字过:吃。
      到了近些年,过年的情感因素又慢慢系上心头,团聚成了最重要的主题。过去那些虚幻的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祁福,变成了实在的亲情的表达,让过年的气氛更加温馨和暖意融融。
January 30

又见"愤青"

    前几日,在纽约NBA球赛看台上,章子怡和她的外籍男伴坐在贵宾席看完了整场比赛。其间,不时甜蜜相拥,大方亲吻。随后章子怡的跨国恋情被曝光,网上立马掀起了讨伐的热潮,有网友声称“章子怡公然找外国男友是对中国男人的背叛”,还将此事上升到“爱国主义”的范畴。而在某门户网站的调查中,60%的网民不赞成章子怡找外籍男友,理由是“章子怡找老外已经不再是她个人的喜好问题,而应是民族尊严的问题。”
    这样的论调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前阵子章子怡出演《艺妓回忆录》,因为和日本男演员的亲热镜头而被斥为“卖国”,想来她对这些网民的口水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对这些网上“义和团”的狂燥表现,无论是被讽为床上爱国主义,还是所谓的愤青遗风,都让人不得不对网络的民意感到恐惧。
    我一直信奉民意的自由表达,这是一个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前提,可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多数并不总是代表正确,当多数人处在非理性的状态中,往往会出现多数人暴政一类的情形。
    网络已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上的言路畅通,网络的民意表达,已经越来越深入的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积极的方面很多,比如几年前的孙志刚案。
    但网上民意的非理性取向也总会不失时机地爆发一下,虽然其影响只是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显现,但是按照传播学所说的议题设置的传播规律,经过媒体的传播和下一轮的民意煽动,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混淆客观的事实判断,扰乱理性的价值取向。
    北大张维迎针对很多人因为自身利益受损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频频质疑改革方向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尽管张的利益背景很令人怀疑,但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却是不错的,发泄往往就淹没了反思,而仅仅是引来更多的人来发泄同感。
    扯远了。回到上面的例子,以后提到章子怡,恐怕更多的人会给她贴上“卖国”、“厚颜无耻”之类的标签了。
拿章子怡说事并不是为其喊冤。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不管你是骂爹还是骂娘,更何况是骂一个公众人物,谁让她是公众人物呢。
    我更关心的是那些狂燥的情绪来源。章子怡找了一个老外男友怎么就和“卖国”扯上边了?“义和团”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怎么还会有人一看到洋人就觉得人家要侵略咱?
    其实,这些无知、狭隘、偏执的言语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反驳也不值得反驳,只是这些言语背后流露出的那股狂燥的非理性情绪,实在是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
January 18

最近的新闻

      几天前,那个排名全国百强县之首的县级市下辖的一个镇上,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据本地前去采访的一名电视台记者说,现场景象惨烈之极,一共炸死7个人。
      记者忙了一整天,片子做好后被告知只能用宣传部的通稿,到播出时又被改成了一句话的口播,不能出画面,在简单的通稿中,死亡人数变成了3人。
      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对所谓统一宣传口径的手段也很熟知。比如它可以这样写:“某月某日某时,某地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当场死亡3人。”那么那些死在医院里的,死在送往医院路上的就统统不算了,哪怕当场已经挂了,但医生说他是到了医院才咽气的,你有什么资格反驳。当然,至于“当场”以后的数字,你是肯定看不到的。
      比如它还可以这样写:“某月某日某时,某地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这又得换个角度来考虑了,言下之意就是那些连抢救这道程序都省略了的死人是不在此列的,这和前一种统计方式正好倒了过来。
不得不佩服宣传部门的智慧,也亏得我们受党和人民多年教育才能看出一点门道,你换个直肠子愣头青的老外肯定信得一塌糊涂。
      这起事故因为是发生在身边不远的地方,所以才有幸知道,若放眼神州大地,即便数字扩大几倍也未必能从每天纷乱浩繁的各种信息中凸现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说实话在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在这个天灾人祸频仍的时代,麻木已经从视觉听觉一直浸润到思维了。
      但对于当地政府官员来说,任何一起事故只要出了人命,那绝对是头等大事。客观的说,不管官员们事发前所谓的重视是真是假,事发后的积极善后应该都是发自内心的,全力救治伤者,安抚死难者家属,查找事故原因,杜绝同类隐患,把事故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因为这些行动的最根本指向,就是把对官员个人仕途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毕竟,我们现在也有所谓问责制,也有人因为类似的事情丢了官的。
      根据最直接的逻辑,要控制负面事件的影响,自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传播的信息越简单越好,于是媒体边成了最需要控制的环节。
      对相关部门而言,在自己行政权力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自然好办,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对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媒体,要么像对付小偷蟊贼一样严防死守,甚至不惜暴力阻止,要么主动示好委曲求全一下。
      据说前段时间在一些矿难事故现场经常出现不少假记者的身影,因为那里往往是一边抢救工作还没完成一边已经由有关人员在给记者发“封口费”了,凭记者证见者有份,为了领笔“封口费”,假记者也蜂拥而至。
January 07

生活是不是走钢丝

      “三峡是一个江湖。来来往往的人,漂泊不定的码头。”大概,这就是贾樟柯给《三峡好人》总结的中心思想。
      影片有些沉闷,用术语表达就是长镜头很多,有些像纪录片。比如有一个场景,赵涛住在丈夫战友的家里,晚上睡到一半热醒了,起来打开装在墙上的电扇,足足有两三分钟的镜头,就是她站在电扇底下,换着不同的姿势吹自己沾满汗水的衣服。
      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从外地来到奉节的三峡工地上,苦苦寻找各自失散的另一半,一个找到了,一起回老家,另一个虽然也找到了,但却自己一个人离开。
      用两个找寻的个体故事,串联起来的是奉节这个“有两千年历史,却要在两年内拆掉”的城市的满目凌乱和破败,以及在这样